孔元 | 偶像的黄昏
法意导言
美国社会面临的多重危机揭示了西方世界借助自由原则实现重建罗马秩序的同时力图避免其衰败命运的努力不过是一种妄想。发达经济体在成熟的权力机制和知足自满的心态作用下腐朽堕落但却牢不可破。这是当下西方社会面临的普遍困境。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斯在2020年2月出版的新书《颓废社会：我们是怎样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的》（The Decadent Society: 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中指出，我们需要人类心灵的再启蒙，通过唤醒真正的自由精神，来重建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并最终实现道德和文化的复兴。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孔元，原载于《读书》 2020年第7期，感谢授权转载。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末尾，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指出，罗马帝国的长期和平和政令的统一，为帝国的活力秘密地注入了一剂毒药，安逸生活腐化了勇敢独立的公民德性，使得人们对于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最终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吉本的罗马衰亡史，是为了向过去告别，抖掉了罗马的阴影和它堆积的历史尘土，他从启蒙宣扬的自由意识中，发现了能够摆脱古典帝国治乱循环的新世界精神。
冷战结束后，自由帝国普世化，胜利主义的狂欢，激发人们关于历史终结的遐想。人们确信，借助自由原则，西方世界重建了罗马的秩序，但却避免了它衰败的命运。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妄想，不受约束的自由，最终腐蚀了自由社会的根基，人们从秩序的衰败中，再次看到了罗马的影子。2020年2月份，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斯出版了《颓废社会：我们是怎样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的》（The Decadent Society: 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对于当代秩序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细致剖析，它提醒我们，任何秩序都难免僵化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种契机中，人们得以探索新的可能性，从而再次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根据杜斯的观察，当下美国被四重危机困扰。第一是经济停滞。悲观的分析指出，美国已经进入经济极限时代，受人口老龄化、高额债务和政府赤字、教育水平、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停滞五大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恢复1970年代以前的增长率已经不可能。“黄金时代”的消逝，意味着 “长期停滞”将成为一个残酷现实，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令人失望的增长率，意味着靠寻租而不是冒险获得财富成为必然，而这又进一步鼓励眼球经济和泡沫经济，并在一轮轮的泡沫膨胀和破裂中消化剩余的资本。
第二个危机是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人口学家指出，一个社会的延续，需要平均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而美国生育率基本维持在1.87，并且有继续走低的趋势，根本无法维持世代更替需要。低生育率导致社会的老龄化，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长减缓和萎缩，退休人员增多意味着经济活动趋向于保守，冒险精神缺乏降低了经济活力。人口的代际缩减，意味着家庭财富的集中，从而加剧了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低生育率导致家庭的衰落，弱化了人际关系的社会纽带，孤立隔绝的生活状态，让独生子女感到孤独，让中老年人感到失落，黯淡的家庭生活前景催生强烈的悲观和绝望情绪，中年危机导致所引发的吸毒、自杀乃至“绝望的死亡”成为美国社会新常态。
第三个危机是政治机构硬化（Sclerosis），政治极化使得代议制度名存实亡，政治行政化使得技术官僚主宰一切。立法的退却，意味着政治决策、风险和责任转嫁给法院和白宫，法官和技术官僚主导一切，在摆脱了民主约束之后，它变成精英一厢情愿改造社会的狂飙运动。庞大的机构和人员，不受民主监督和约束的决策机制，更加武断和不透明的立法，让美国政府的运作更像是一台腐朽的机器，它笨拙但又暂时地有效，它低效但又不可或缺，从而完美契合了政治衰败时代的公众需要。
第四个危机是文化创造力的衰退。杜斯指出，美国当代文化的活力，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它主要来源于战后两代人的代际冲突。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吸食着严肃自律的资产阶级美德，但又撕扯着它的薄弱点，当它成长到叛逆的时刻，就发展为强大的反抗力量。两种强大力量的冲突，发展出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反文化运动，它以“解放”的名义，肢解了传统文化观念，形成席卷全球的文化革命景观。
在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反文化运动的革命性力量消退。除了更加个人主义化，8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缺乏创新，从电影、学术、流行音乐、时尚到政治理论，所有的文化形式和知识追求都只是在重复，让人感觉枯燥和乏味，没有创造的激情和新鲜感，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挑战。科技发展一度被认为将鼓励文化创新，互联网也被视为为文化创作提供了自由空间，但随着科技商业化，科技文化也日益固化，多元性被同质性取代，循规蹈矩、千篇一律成为业界普遍生态。
杜斯指出，这并不是一场局限于美国的危机，而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困境，是当下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他将这种发展状态定义为一种“颓废社会”，并强调这里的颓废，不是生理上的蜕化，或者道德上的堕落，而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状态，一种缺乏前进动力和方向感，沮丧、失去意义感的心理状态。在一套成熟权力机制的运作和一种知足自满的心态作用下，这种社会虽然腐朽堕落，但却牢不可破，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颓废”的文化现象。
颓废社会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懈怠，使得人们不再追求自律、自我奋斗、自我实现，转而寻求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体制生存。这种体制和阶层的共生关系，形成一个鲜明的等级体系，在全球化时代，大资本阶层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形成一种跨国性的力量，它通过在各民族国家扶植忠诚的买办势力和专业精英，将国内的等级体系，扩展为一个全球性等级体系，从而导致一个伪共和形式的寡头统治的普遍化。颓废社会发展出的权力规训机制，消除了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消除了外部的国家间冲突，从而实现了永久和平。权力机制的等级化，意味着当代西方社会的“再封建化”，从契约向身份社会的倒退，促使每个人各安其位，顺天知命，形成一种保业守成和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人们知道当下的体制是不完美的，存在各种弊端，但又害怕激进的改革会让境况变得更坏，因而宁愿选择颓废地活着，享受着历史终末时代的乏味生活。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个体主义精神激发出的创造力已经消耗殆尽，人们享受着它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但也承受着这种发展模式的代价。如同任何一个陷于衰退中的文明一样，自由秩序最终沦为了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体制化同时意味着它的僵化，由于和实践脱节，自由主义的历史意识蜕化为抽象的哲学和宗教教条。诸神的隐退，确立了自由主义一神论的政治信仰，它成为万民崇拜的新偶像，但也因为丧失了跟现世的关联，变得空洞无力，毫无生机。如同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它找不到能摧毁自己的力量，但也找不到能改进它的力量，尽管罗马和行省充斥着各种末世论的流言，但真正的末世却迟迟不来，一个没有生命力、停滞却又永不终结的罗马帝国的形象，成为了当代西方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新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在哪里？在该书最后一部分，杜斯考虑了三种可能，其一是气候变化等自然灾难，其二是野蛮势力的颠覆，其三是西方的自我复兴。杜斯对于气候灾难的末世论预言，持一种怀疑论态度。加上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全球变暖效应，主要影响赤道地区国家，并不构成对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因而不可能终结当下的秩序。
在西方文明史的视野里，野蛮势力对处于停滞中的文明势力的颠覆，是个惯常套路。从自由主义文明观出发，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民粹主义运动、“非自由的民主”观念、普京主义、伊斯兰等。但在杜斯看来，由于没有找到自己的弗拉基米尔·列宁或者墨索里尼，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组织上杂乱无章，没有革命的真理和远见，他们的骚乱并不足以发展为有效的变革。由于缺乏热情、连贯性、神秘主义和未来主义，西方的潜在竞争对手同样无法产生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挑战。对于西方自由秩序合法性的默认接受，使得“非自由的民主”要么是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民主，要么是由一个不想承认自己是威权主义的独裁者所控制的伪民主，因而不可能发展为后自由主义的继承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制度、一种替代的文明类型，普京主义不过是障眼法，它诉诸历史来医治苏联垮台带来的创伤，试图通过古老的沙皇制度、传统主义和东正教来重整秩序。但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思想愿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追随者信服。
右翼阴谋论者认为更大的挑战来自伊斯兰，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城市郊区创造了很多聚集地，并将成为日后吞噬欧洲的“星星之火”，对西方世界颓废生活的不满，驱使欧洲年轻人皈依伊斯兰，并通过“圣战”的激进方式替代枯竭的西方文明。但杜斯认为，这些事实不足以支持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主张。因为伊斯兰的扩张，带来的不是和平和繁荣，而是持续的紧张、暴力和政治混乱，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冲突，分化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使得伊斯兰的复兴失去了强大政治制度的保障。由于没有融入现代价值观的基本要素，伊斯兰教不足以成长为具备世界历史自信的强大宗教，因而不可能吸引西方精英知识分子的支持。
因此，当代西方的处境，不是罗马帝国崩溃前的状态，那它可能是中世纪基督教帝国解体前的状态吗？彼时，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带动下，成功瓦解了一个腐朽的基督教秩序，并从中发现了西方的现代性，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杜斯设想了一个新文艺复兴的场景。届时，人类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带动经济增长。来自非洲的移民，为欧美老龄化社会注入新鲜血液。右翼的民族主义和左翼的社会主义相互激荡，发展出更具集体性和道德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案。在跟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互动中，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公共信仰，为西方世界创造一个后基督时代的新宗教。
如同欧洲现代性的第一次展开一样，这些不同的力量在某一个时刻共同发生，并在相互碰撞中，赋予西方文明新的活力。但杜斯接着指出，如果没有空间意识的突破，全面复兴对西方可能只是一场幻象。在这里，杜斯揭示了自由秩序得以开展的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一个无限展开的时空格局，它具体表现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历史。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文明被普世化，由于可供拓展的边疆的终结，这个“未完成的承诺”的现代化，不得不面对“已经完成”的惨淡结局。“外部世界”的缺乏，使得自由秩序失去了宣泄自身矛盾的场所，由于体系内的动力尚不足以引发整个机制的 “创造性毁灭”，它只能通过对自己的痛苦反噬来续命，不断地蜕化和异化，使其堕落成颓废社会的可悲面貌。
在书的末尾，杜斯将读者引导向太空，指出只有走向星辰大海，西方文明才能找到新的出路。它的言下之意是以科学和人类的名义，通过新的星际探索，来寻找自由主义文明发展所赖于存在的“新边疆”。通过激活人们的空间想象，它试图为自由秩序重振领导权寻找一个出路。但就自由秩序的当下衰败困局而言，它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套空想，本身是这套衰败的秩序所构造的理论神话，因而回避了对于真正解决方案的探讨。
当一个文明逐渐衰老，它就蜕变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寄生文明，由于丧失了面对现实的能力，它只能通过不断捍卫自己叙述方式的正当性，一方面消除对于急剧变化的世界的内心恐惧，另一方面向其他文明宣示自己的主权者地位。如果不想活在自欺欺人和自负自满的心态中，走出普遍弥漫的颓废、悲观和绝望等“失败主义”情绪，那就要教导人们摆脱想象的枷锁，坦率面对这个已经老化和衰退的自由秩序的现实，面对这个承载着这套秩序和观念的西方世界的现实。探索一条超越自由秩序，弥合东西方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的新道路。既然星辰大海仍然渺茫不可期，我们就要安于在地球上生活的命运，并通过现世的集体行动，构造一个大同世界的普世愿景。它需要的不是一种跟命运妥协的苟且态度，而是一种永不妥协的意志和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偶像的退场，意味着人类心灵的再启蒙，它通过唤醒真正的自由精神，来重建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并最终实现道德和文化的复兴。
“法意看世界”2018年卷是在2016年、2017年卷的基础上，对西方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讨论进行持续的追踪和记录，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记录西方舆论的“思想年鉴”。本卷的主题主要有：（1）反思当下世界秩序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呈现欧美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危机与转变；（2）记录欧美主要思潮演变，主要包括自由主义的反思、保守主义的再造；（3）记录欧美政治制度的蜕化，主要包括民主的危机和精英政治的黄昏，民粹主义的挑战；（4）记录有关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的讨论，从文化和经济层面，展现欧美民主政治的内在紧张。对于当下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本书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为我们理解大国竞争的逻辑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思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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